今論国史，特重儒法斗争，亦有一得之識，蓋以儒生「復辟奴隷主専政」之心不死，但恨未能身入遠古，助秦皇明祖半臂之力。奴隷主之専政固無拠甚，列代儒生之為復辟家，則有不可誣者。唯其破家喪君而不憫者，実曰封建，曰周政，曰五等，曰井田耳。

漢後復辟最烈者，莫過河內司馬氏。典午興作，幾如官渡敗者隔代復仇。本初、景升之政綱大略，即東京清流手制。司馬氏敗跡惨淡，後世史家多不楽論及司馬氏、曹氏二者之親密関系，実則封建列王（対照当涂之禁制親藩，子建父子死有余哀）、罷州郡兵（削郡即為封建列王開道）、以名教為専政工具（叔夜之広陵散，庾公之「天下凶凶由尓一人」）、選挙以族第（対照曹公求賢三詔），無一非漢儒政論。唯井田不敢用，斯亦莽政敗跡昭彰之故。漢儒拠道統受膜拝，新莽司馬懿反以乱臣賊子著称，其怪誕無異於熱愛列寧而詛呪斯大林。

典午人才衰敗，豈足比肩前代。其能篡当涂血汗功高之遺業，実以順流之故。漢末六朝士族政治拋物線正在上升段，時勢強於個人，其核心遺産不在政制政事，而在社会規范（参見秦政之好肉刑、漢家之廃肉刑、曹公之復肉刑、儒臣之争肉刑、典午之永廃肉刑）。儒化大族興於漢季，成於晋氏。微此，永嘉列代之劫，華種無噍類矣。儒化法典循同一節奏。漢氏矯秦十失，其一尚存，法吏也。両漢視法吏-儒生為天然敵対階級，較其是非優劣素為政論常談，観王符、王充、仲長統可知。晋人終摧此秦政最後壁塁，成千年不易之局。斉、隋、唐皆因之。後史則唯知利一己之貪吏、奸吏、酷吏，堪為特殊社会政治階級之法吏，殆如羅馬軍団永絶於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