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行南國」是周人針對江漢軟腹部的側翼包抄。「既伐於崇，作邑於豐」是殷商在鬼方、羌方勢力范圍的總崩潰，對周人的重要性相當於後金攻取遼陽。觀兵孟津事件如果存在，主要是針對東方諸侯的試探性外交活動。黎國的滅亡是牧野之戰的熱身運動，軍事路線幾乎完全相同。《尚書·牧誓》證明真正的軍事行動只能信任少數核心盟國，後者全都來自西土。士師和夫子的訓練和組織方式顯然非常簡單，只能適用於高度默契的小團體。師尚父像鷹一樣飛翔在牧野上空，使他的盟軍贊賞不已。這是羌人－牧羊人從羊群捕食者那學到的戰術：迅速的襲擊和更加迅速的撤退，集中打擊掉隊者和弱者，避免正面進攻密集的陣形。這種方式能夠奏效，說明對方軍隊的業余性質很強。紂王肯定沒有迦勒底人已經發明的重裝步兵方陣，武王也沒有晉文公和士會進退有度的六師。周人不是憑借封建制度征服東土，而是在軍事殖民的動態運動中塑造了封建制度。

無論如何，武王最初沒有修改世界秩序的計劃。他似乎寧願以武力仲裁者自居，在大邑商擁立新君。他的勝利有賴於殷商貴族的分裂，後者很可能將西部聯盟視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僕從。紂王、箕子、微子、東夷的糾葛暗示，殷商所出的環渤海文化圈正在經歷嚴重的危機。紂王無視持續兩朝的西部敗局，發動針對東夷的大戰。後者原本是殷商的親近者和支持者，後來又是復國戰爭的同盟者和大後方。殷商保守勢力有理由期望：紂王的毀滅是結束危機的捷徑，由此不難恢復美好的舊時代。武王在戰前和戰後都把自己描繪成古老習俗的維護者和修復者，譴責紂王信任新人和婦女的輕率傾向，自然不會毫無考慮。他如果真有改朝換代的期望或能力，就不會乞靈於這一套「保衛盤庚憲法」的理論了。周人晚出的材料將殷商描繪成相當墮落、不斷墮落的族群，並不強調任何君主的邪惡負有特殊責任，但武王使用的材料堅持只有紂王及其違憲任用的平民和婦女有罪，聲稱宗室和貴族尤其是微子一系親周派都是忠實善良的人。因此，我們有理由懷疑：這場戰爭更多地具有內戰和政變的性質，微子一系和周人大概早有默契。微子他們如此仇恨革命的親屬，寧願讓羊人（羌）及其姻親（周）洗劫中商。

殷商保守派貴族對西部聯軍的看法，可能更接近於周平王和申侯對他們召來的蠻族盟友的看法。武庚的復辟政府很高興看到革命君主和平民暴發戶的垮台，指望西伯及其蠻族朋友滿足於已經得到的獎賞。聯軍很好地完成了廢昏立明的任務，應該回家了。三監入朝，可以視為新政府對功臣的獎賞。入朝就是諸侯對朝廷的承認，後來周平王對鄭伯、虢公的獎賞與此非常相近。如果武王真的以為自己的地位高於朝歌，本應該征召殷商宗室入周為卿才對。微子後人遷宋以後，就承認了入周覲見的義務。姬姓宗室這時入朝，更像是承認武庚政權的合法性，希望以重臣身份從內部控制新政權。武王平靜地撤回關中，似乎認為預定目標已經實現。三監最初的說法將武庚包括在內，更加令人懷疑：武王所謂的監護可能不是周人對前朝的監護，而是殷商保守派政府及其蠻族盟軍對紂王革新派殘余勢力的監護。武王回到宗周後，同樣認為殷商仍然享有天命，以致敬畏之心形於辭色：「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在這種情況下，大邑商的新政府繼續以世界統治者自居。三監覺得自己是新朝重臣，浸淫京師的高級文化，地位高於留守西部的窮親戚，永遠不會回去了。殷商兩朝封國遷移的慣例是：新邦並不認為自己從屬於老家的親族，甚至不一定履行結盟和援助的義務。直至東周初年，虢公和東虢的關系仍然如此。殷商之際，封建制度尚未建立，各邦的關系更加松弛和混亂。三監對豐鎬的貳心本來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武王去世，幼子登基。東方的長輩在外交方面自行其是，即使在封建制度確定以後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情。我們即使完全信任宗周新政府的指控，東方諸侯的罪行也只是散布流言。殷商－三監的「叛亂」至多是一場外交革命，疏遠保守派的主要支柱——西部聯盟，重修環渤海圈各邦的舊誼。武丁以來，殷商的外交政策始終在東西之間來回擺動。沒有一方能長期佔上風，紂王似乎就是因為沒有掌握好平衡才滅亡的。牧野之戰時，東方諸侯沒有給他任何支持。

所謂的「平叛」更像鎬京方面的突然襲擊，打破了東西方交替和平衡的舊制度，樹立後來大東小東抱怨的西部單方面優勢。東方聯盟的主力不是三監和大邑，而是奄、蒲姑和海岱各邦，頗能說明這次政變的真實性質。《尚書·大誥》宣稱，殷商內部的保守派將會繼續支持周人。果然，管、蔡和武庚幾乎不戰自潰。這說明殷商核心區的內部分裂多麼嚴重，紂王的私智給自己的世系留下了災難性的遺產。海岱文化圈才是真正的戰場，他們和殷商保守派的矛盾顯然超過了殷周矛盾。西軍滅國五十，在海濱誅殺殷商最後一位英雄飛廉。奄人抵抗了三年，戰爭的慘烈顯然遠遠超過了牧野。徐方降而復叛，終西周一朝始終構成鎬京的心腹大患。徐偃王敢於跟周室分庭抗禮，漢東諸侯割地而朝的羅曼司一直流傳到戰國。東方人長期懷念他「行仁義而亡國」的英雄壯舉，仿佛不列顛遺民懷念亞瑟王。

這一次，宗周全面譴責東方的享樂主義、平等主義和武斷統治。從這些罪名看，東方文化已經發展到「文藝復興」式的熟極而弊階段。他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魅力無窮，對管、蔡這樣淳朴的鄉下領主構成無法抗拒的誘惑。周人沒有可能跟他們競爭，只能以理性和節制的名義予以排斥。他們的階級制度已經崩壞，解放平民和婦女的革新家變得很有誘惑力。紂王以聰明絕頂著稱，特別擅長提拔不守規矩的寒人，用詭詐的訟師手段歪曲習俗，從而對墨守成規的舊貴族施加殘酷的專政。後者領教了刻骨銘心的痛苦，才會在此後的幾十年內寧願擁護保守的蠻族，也不願讓革新派有機會卷土重來。周人從他們的階級斗爭得出結論，一定要堅守健全的貴族政治原則，不能給「沒有律法的下等人」翻身機會。他們的君主和新人已經嘗到了通過踐踏習俗擴大武斷權力的甜頭，開始著手將臣民變成逆來順受的被動居民和壓榨對象。周人從中吸取教訓：必須堅持個人武斷所不及的穩定規范（「若恆」），規范必須源於普遍性傳統才能穩定（「明德」），安定人民的規范依靠共同體習俗而非私人判斷（「乂民」）。後來的儒家支持禮治、反對名法，依據就是這些托名周公的經典原理。我們在這裡特別要警惕常見的望文生義，因為禮治其實更接近西方所謂的習慣法只能發現、不能制定，名法更接近西方所謂的絕對主義武斷立法、不顧成例。

三監之亂導致一系列地緣政治的劇變。衛國以世卿領袖的資格，永鎮漳水流域。微子的世系取代紂王的世系，守護宋國宗廟和殷商發源地，永遠斷絕了革新派復興的機會。東方大國奄和蒲姑的滅亡解放了他們長期壓制的土著，使海岱的文明體系一度岌岌可危。因此，新諸侯齊、魯的軍事殖民不可或缺。齊人與萊夷的戰爭從太公望開始，直到景公一朝才大功告成。成周的營造格外重要，不僅因為地緣形勢，而且因為洛邑構成了此後軍事殖民的樣板。武裝殖民團由周人貴族和若干殷商氏族組成，後者的族長以世卿身份列席貴族團體，但其他殷民繼續維持原有的祭祀、習俗和組織方式，周人的禮法對他們沒有約束力。殖民團在戰略要地建國（城）定居，無意干涉土著的習俗或建立混合社區，直到殖民地根基穩固，土著的精英階級產生模仿周禮的沖動。於是，周禮構成封國各族群上層文化的熔爐。貴族團體不難相互溝通，而平民社區仍然長期涇渭分明。多種異質文化的交錯和各等級的分治構成了春秋黃金時代的基本動力源。戰國絕對主義將各族群和各等級碾成高度同質化的原子以後，華夏文化的生命力也就隨之枯竭，從反面證明了禮樂文明的價值。

《尚書》相關的各篇暗示：周人最初願意讓他們保留原有的氏族組織和生活習慣，但必須接受宗法制度和貴族政治的基本原則。禮樂是富有彈性的開放性封建體系，允許各族群的習慣法各自伸張自己的正義，但周式婚姻和繼承制度構成的樞紐，事實上沒有人能夠長期自外而不損害其階級地位。宋人在春秋時代已經變成周禮最忠誠的維護者，孔子覺得很難依據他們的禮法判斷殷禮。殷商傳統給他們的民族性格留下了痕跡。戰國諸子普遍認為他們愚蠢固執，是不可救藥的形式主義者。鑑於戰國的智者大多是炫耀私智的理性主義者，這種看法實際上意味著宋人特別虔誠、信念堅定。也就是說，「尚鬼」文化留下了自己的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