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埃及、兩河文明及其印度分支接近衰亡時，遠東的新文明正在接近破繭時刻。「天下萬國」已經遍布東亞大陸的所有宜居地帶，形成了幾個風格鮮明的文化圈。我們如果僅從青銅技術和物質生產判斷，沒有理由認為黃河中游的方國優於巴蜀或遼西的方國。華夏文明的誕生以書面文字的出現為標志，似乎說明革命發生在統治方式或政治技術方面。此前和此後的物質生活沒有明顯斷裂，但精英的汲取和組織能力突飛猛進。「人唯求舊，器唯求新」似乎是華夏各邦與生俱來的特性，暗示巫史創造者的傳統可能比已知文明本身更為古老而悠久。今天的薩滿教部落散落在從西伯利亞到西非的廣大區域，卻很難說代表了先史時代的原貌。雕塑（文明）固然不能代表混沌未開的石坯，邊角料和碎屑同樣不能。文明產生後，二度形成的部落組織跟初民社會完全不是一回事。

祭司階級無疑構成各方國的主要精英，祭祀則具備文化創造和資源分配的雙重意義。春秋時代遺留的史料顯示，周禮社會的關鍵概念源於方國時代。「德」是巫史文化的核心，是可以創造、凝聚和吸收的神秘能量，能夠對天人兩界發揮交感巫術的作用。玉器的主要功能就是能量轉換器，「蘊澤」和「溫潤」的感覺說明其中能量豐富。君子如玉，意味著內力飽滿充盈。勇敢和自信的態度是德性充足的自然流露，像成熟的果實一樣不可能作偽。小人德薄，體現於猶疑惶恐的舉止，他們怯懦虛偽，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美女神采奕奕，證明女德的純淨豐沛。在貪婪的男人眼中，女德的神秘誘惑力像海洋一樣沒有窮盡。女德不一定完全體現於容貌，跟漢儒後來修正解釋的道德關系甚微，而是指吸引男人和激勵男人的那種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的it。女子缺乏it，就會舉止乖戾，變成男人和家庭的毀滅者。病人和老人形容枯槁，說明源於天地的德性－能量已經散失，命不久矣。

祭司燮理天地，為族人吸收和料理德性，玉器是他們必不可少的法器。傑出哪怕是正常的祭司都能善意地調教國民，為自己和子孫積蓄德性。祭司一旦失德，就會殃及全民。不過，先人積累的德性仍然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挽救方國。如果方國最終滅亡，一定是幾代人及其祭司的歷史共業，個別人沒有能力徹底摧毀德性銀行的保護機制。除非「天厭X德久矣」，X國是不會滅亡的。君子如果失德，就會損害自己和親族的階級地位。不過，他也能夠運用類似的德性銀行原理，借助祖先的遺德或為子孫積德。他為了預防失德，經常貼身攜帶德性銀行和能量起搏器——玉佩，隨時發揮補血和撥亂反正的德性保健作用。巫醫往往要求垂死者口含玉器，動機非常接近後世中醫給危重病人灌參湯的理由。有德而無位、無德而用事都會上干天和，損害共同體的政治健康和當事人的身體健康。兩者存在天然的交感關系。

史官是祭司階級的一部分，相當於德性銀行的忠實審計員。由於災難和失德的時間並不重合，方國必須有一批見微知著的專家。他們在失德的當時就能發出准確的警告，預告未來災難的時間表，釐清當前失德和未來災難的關系。他們如果有意無意地分析錯誤，造成的惡果肯定會超過個別的失德。因此，史官在巫師階級中佔據了重要和崇高的地位。在「絕地天通」以後，巫史構成了殘余祭司（天官）系統的核心。只有他們才能平衡地官（理性化行政人員） 狹隘的理性主義，延緩原始豐饒的消耗。他們發現傳統，生產意義，解釋神話，守護共同體最寶貴的種子。「亡人之國，必亡其史」，意思就是華夏世界的史官漸漸擠佔了多神教世界祭司的空間。公共祭祀的祭司猶如後世加冕典禮的大主教，儀式作用大於決策作用；韜光養晦的巫史猶如後世參知政事的內閣秘書，因知情多而不得不舉足輕重。

在環渤海圈的若干重要方國，巫史審計體系和氏族結構關系密切。宗譜屬於秘傳知識，負責背誦和傳承這些知識的智者相當於保衛種子的堅果。有沒有堅果，基因復制的效率大不相同。他們的上層文化擴張性強，很可能與此有關。巫史的初衷大概無異於夏威夷的歌人，只為保存王室或世卿的繼承權順序表，但繼承權絕不是一成不變的死記錄，而是無數權宜之計的路徑積分。隨著方國的擴大和結盟體系的復雜化，聯姻和收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如何協調和合並各族群的不同繼承法，本身就是方國時代的重大憲法問題。沒有巫史的活知識庫參與，這些問題不可能順利解決。解決方式能否最大限度地有利於當事人族群的興旺，端賴巫史的政治智慧。事實上，人類總數量增加最快、族群滅絕和更替最頻繁的時代就是巫術時代。在文明最終誕生時，經過淘汰而幸存的主要候選者都以其獨特方式掌握了原始豐饒的秘密。此後數百年，甚至數千年的文明毋寧說是一段漫長的揮霍，強度和高度都取決於奠定前文明基礎的原始豐饒。原始豐饒的資源積累並非無窮無盡，補充循環機制並非永不磨損。文明機制如何在對原始豐饒的開發和消耗、保護和順應之間保持或未能保持良好平衡，通常就會決定自身的命運，超過其他因素的總和。

在不同的文化區域，政治統治集團與祭司統治集團分裂的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殷人的徹底性就明顯不及周人，直接影響到他們以後的命運。殷人的國王、貴族、武士大多接受過巫術訓練，至少在一般性的田獵活動中能夠獨立進行祭祀和卜算。巫史也經常卷入戰爭和戰利品的捕獲。滕州前掌大村的晚商M213墓和M38墓都用武器與龜甲、龜殼陪葬，證明兩種身份經常重疊 。相形之下，周人的巫史專業化和獨立性程度更高。國王不能干涉他們的工作，否則就會構成共同體最難容忍的違憲行徑，最後發展為董狐和南史的「史官獨立、監督王權」理論。

德性是宇宙秩序的通貨。殷商是德性的大銀行。先王、先公是銀行的大股東。巫史審計員依據相關性和交感性原理，推算德性的流動，從而預見當事人的命運。盤庚時代的諸侯發現殷商的德性正在衰弱，就產生了貳心。盤庚通過憲法改革挽回了頹勢，仍然依靠支取殷商獨家經營的德性銀行資本。憲法破壞者紂王帝辛（紂就是殘賊的意思）熱衷於提拔沒有德性儲備的下等人，迫害大股東先王、先公的嫡系，攻擊泛殷商文化圈的近親，因此在關鍵時刻喪失了德性銀行的優先支付權。勝利的周人提出：德性銀行不是殷商獨家經營的，盡管他們的先賢和所有先賢都有在董事會發言的資格。德性審計的根本規范仍然是更加保守的收支平衡原則，相關性和交感性只能適用於復利自動轉存項目。殷商眾多先賢的復利不會受到紂王破產的影響，應該自動轉存到宋國的賬戶內。周人決心吸取教訓，告別冒險主義的德性支付雜技，回歸老老實實的量入為出制度。他們只要堅守這些原則，至多窮困潦倒，不會落到破產無法清償的地步。西周巫史的計算能力大大增加，模擬技術退居二線。

巫史傳統演化到春秋時期，德性分析技術精進到令人恐懼的地步。他們常常在君主實施暴政的時候跳出來，預言始作俑者及其子孫應該在什麼時候倒黴。巫史的業務性質就可以說明：為什麼華夏文明沒有走出純粹愛智－形而上學的路徑，卻走進了實用政治學和實用倫理學的路徑。他們的業務同樣已經說明：古代史官根本不是現代史學的先驅者，而是政策和情報分析的先驅者、算命先生的近親。太史公抱怨說：皇帝把他們看成佔卜師和演員的同類。其實皇帝一點沒錯，史官本來就是這種人。只是地官（理性化行政人員）佔上風以後，更加古老的天官（巫師系統）普遍感到心理不平衡而已。巫史集團通過「憲法保衛者」和「人民之友」的新角色，從而找回了失落的自尊。他們正確地指出：理性之所以產生，就是為了將人民降低為有待開發的資源。他們譴責周宣王的人口統計學，正如希伯來先知譴責大衛王的人口統計學。科學是敵人，屬於踐踏習慣法的暴君。傳統是朋友，屬於習慣法保護的人民。

巫史改變自我定位的同時，也改變了德性的定義。從西周到東周，德性的定義從「宇宙神秘能量」演變為「君侯和公卿對邦國的政治責任感」。從東周到漢朝，浸染理性化的儒家又將「統治階級的政治德性」修改為「人類普世的倫理道德」。殷周之際，「以德服人」仍然是包含密儀、酒色誘惑在內的巫術概念。孔子時代，「以德服人」已經變成「開明政策吸引各國移民」的意思。東漢末年，「以德服人」就是「為爭取孝廉提名而模仿儒家倫理」的技術。在漢魏選舉社會，這種操作跟現代美國的競選活動一樣尋常。每一次定義的改變都對應重大的社會革命和文化革命。原始豐饒消失了，世界喪失了神秘性。隨著理性設計者的不斷勝利，生殖樂趣開始從帝國核心區消失。神話民族的人口洪峰從帝國邊區闌入，淹沒了末人的成熟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