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埃及、两河文明及其印度分支接近衰亡时，远东的新文明正在接近破茧时刻。“天下万国”已经遍布东亚大陆的所有宜居地带，形成了几个风格鲜明的文化圈。我们如果仅从青铜技术和物质生产判断，没有理由认为黄河中游的方国优于巴蜀或辽西的方国。华夏文明的诞生以书面文字的出现为标志，似乎说明革命发生在统治方式或政治技术方面。此前和此后的物质生活没有明显断裂，但精英的汲取和组织能力突飞猛进。“人唯求旧，器唯求新”似乎是华夏各邦与生俱来的特性，暗示巫史创造者的传统可能比已知文明本身更为古老而悠久。今天的萨满教部落散落在从西伯利亚到西非的广大区域，却很难说代表了先史时代的原貌。雕塑（文明）固然不能代表混沌未开的石坯，边角料和碎屑同样不能。文明产生后，二度形成的部落组织跟初民社会完全不是一回事。

祭司阶级无疑构成各方国的主要精英，祭祀则具备文化创造和资源分配的双重意义。春秋时代遗留的史料显示，周礼社会的关键概念源于方国时代。“德”是巫史文化的核心，是可以创造、凝聚和吸收的神秘能量，能够对天人两界发挥交感巫术的作用。玉器的主要功能就是能量转换器，“蕴泽”和“温润”的感觉说明其中能量丰富。君子如玉，意味着内力饱满充盈。勇敢和自信的态度是德性充足的自然流露，像成熟的果实一样不可能作伪。小人德薄，体现于犹疑惶恐的举止，他们怯懦虚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美女神采奕奕，证明女德的纯净丰沛。在贪婪的男人眼中，女德的神秘诱惑力像海洋一样没有穷尽。女德不一定完全体现于容貌，跟汉儒后来修正解释的道德关系甚微，而是指吸引男人和激励男人的那种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it。女子缺乏it，就会举止乖戾，变成男人和家庭的毁灭者。病人和老人形容枯槁，说明源于天地的德性－能量已经散失，命不久矣。

祭司燮理天地，为族人吸收和料理德性，玉器是他们必不可少的法器。杰出哪怕是正常的祭司都能善意地调教国民，为自己和子孙积蓄德性。祭司一旦失德，就会殃及全民。不过，先人积累的德性仍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挽救方国。如果方国最终灭亡，一定是几代人及其祭司的历史共业，个别人没有能力彻底摧毁德性银行的保护机制。除非“天厌X德久矣”，X国是不会灭亡的。君子如果失德，就会损害自己和亲族的阶级地位。不过，他也能够运用类似的德性银行原理，借助祖先的遗德或为子孙积德。他为了预防失德，经常贴身携带德性银行和能量起搏器——玉佩，随时发挥补血和拨乱反正的德性保健作用。巫医往往要求垂死者口含玉器，动机非常接近后世中医给危重病人灌参汤的理由。有德而无位、无德而用事都会上干天和，损害共同体的政治健康和当事人的身体健康。两者存在天然的交感关系。

史官是祭司阶级的一部分，相当于德性银行的忠实审计员。由于灾难和失德的时间并不重合，方国必须有一批见微知著的专家。他们在失德的当时就能发出准确的警告，预告未来灾难的时间表，厘清当前失德和未来灾难的关系。他们如果有意无意地分析错误，造成的恶果肯定会超过个别的失德。因此，史官在巫师阶级中占据了重要和崇高的地位。在“绝地天通”以后，巫史构成了残余祭司（天官）系统的核心。只有他们才能平衡地官（理性化行政人员） 狭隘的理性主义，延缓原始丰饶的消耗。他们发现传统，生产意义，解释神话，守护共同体最宝贵的种子。“亡人之国，必亡其史”，意思就是华夏世界的史官渐渐挤占了多神教世界祭司的空间。公共祭祀的祭司犹如后世加冕典礼的大主教，仪式作用大于决策作用；韬光养晦的巫史犹如后世参知政事的内阁秘书，因知情多而不得不举足轻重。

在环渤海圈的若干重要方国，巫史审计体系和氏族结构关系密切。宗谱属于秘传知识，负责背诵和传承这些知识的智者相当于保卫种子的坚果。有没有坚果，基因复制的效率大不相同。他们的上层文化扩张性强，很可能与此有关。巫史的初衷大概无异于夏威夷的歌人，只为保存王室或世卿的继承权顺序表，但继承权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死记录，而是无数权宜之计的路径积分。随着方国的扩大和结盟体系的复杂化，联姻和收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如何协调和合并各族群的不同继承法，本身就是方国时代的重大宪法问题。没有巫史的活知识库参与，这些问题不可能顺利解决。解决方式能否最大限度地有利于当事人族群的兴旺，端赖巫史的政治智慧。事实上，人类总数量增加最快、族群灭绝和更替最频繁的时代就是巫术时代。在文明最终诞生时，经过淘汰而幸存的主要候选者都以其独特方式掌握了原始丰饶的秘密。此后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文明毋宁说是一段漫长的挥霍，强度和高度都取决于奠定前文明基础的原始丰饶。原始丰饶的资源积累并非无穷无尽，补充循环机制并非永不磨损。文明机制如何在对原始丰饶的开发和消耗、保护和顺应之间保持或未能保持良好平衡，通常就会决定自身的命运，超过其他因素的总和。

在不同的文化区域，政治统治集团与祭司统治集团分裂的方式和程度各不相同。殷人的彻底性就明显不及周人，直接影响到他们以后的命运。殷人的国王、贵族、武士大多接受过巫术训练，至少在一般性的田猎活动中能够独立进行祭祀和卜算。巫史也经常卷入战争和战利品的捕获。滕州前掌大村的晚商M213墓和M38墓都用武器与龟甲、龟壳陪葬，证明两种身份经常重叠 。相形之下，周人的巫史专业化和独立性程度更高。国王不能干涉他们的工作，否则就会构成共同体最难容忍的违宪行径，最后发展为董狐和南史的“史官独立、监督王权”理论。

德性是宇宙秩序的通货。殷商是德性的大银行。先王、先公是银行的大股东。巫史审计员依据相关性和交感性原理，推算德性的流动，从而预见当事人的命运。盘庚时代的诸侯发现殷商的德性正在衰弱，就产生了贰心。盘庚通过宪法改革挽回了颓势，仍然依靠支取殷商独家经营的德性银行资本。宪法破坏者纣王帝辛（纣就是残贼的意思）热衷于提拔没有德性储备的下等人，迫害大股东先王、先公的嫡系，攻击泛殷商文化圈的近亲，因此在关键时刻丧失了德性银行的优先支付权。胜利的周人提出：德性银行不是殷商独家经营的，尽管他们的先贤和所有先贤都有在董事会发言的资格。德性审计的根本规范仍然是更加保守的收支平衡原则，相关性和交感性只能适用于复利自动转存项目。殷商众多先贤的复利不会受到纣王破产的影响，应该自动转存到宋国的账户内。周人决心吸取教训，告别冒险主义的德性支付杂技，回归老老实实的量入为出制度。他们只要坚守这些原则，至多穷困潦倒，不会落到破产无法清偿的地步。西周巫史的计算能力大大增加，模拟技术退居二线。

巫史传统演化到春秋时期，德性分析技术精进到令人恐惧的地步。他们常常在君主实施暴政的时候跳出来，预言始作俑者及其子孙应该在什么时候倒霉。巫史的业务性质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华夏文明没有走出纯粹爱智－形而上学的路径，却走进了实用政治学和实用伦理学的路径。他们的业务同样已经说明：古代史官根本不是现代史学的先驱者，而是政策和情报分析的先驱者、算命先生的近亲。太史公抱怨说：皇帝把他们看成占卜师和演员的同类。其实皇帝一点没错，史官本来就是这种人。只是地官（理性化行政人员）占上风以后，更加古老的天官（巫师系统）普遍感到心理不平衡而已。巫史集团通过“宪法保卫者”和“人民之友”的新角色，从而找回了失落的自尊。他们正确地指出：理性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将人民降低为有待开发的资源。他们谴责周宣王的人口统计学，正如希伯来先知谴责大卫王的人口统计学。科学是敌人，属于践踏习惯法的暴君。传统是朋友，属于习惯法保护的人民。

巫史改变自我定位的同时，也改变了德性的定义。从西周到东周，德性的定义从“宇宙神秘能量”演变为“君侯和公卿对邦国的政治责任感”。从东周到汉朝，浸染理性化的儒家又将“统治阶级的政治德性”修改为“人类普世的伦理道德”。殷周之际，“以德服人”仍然是包含密仪、酒色诱惑在内的巫术概念。孔子时代，“以德服人”已经变成“开明政策吸引各国移民”的意思。东汉末年，“以德服人”就是“为争取孝廉提名而模仿儒家伦理”的技术。在汉魏选举社会，这种操作跟现代美国的竞选活动一样寻常。每一次定义的改变都对应重大的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原始丰饶消失了，世界丧失了神秘性。随着理性设计者的不断胜利，生殖乐趣开始从帝国核心区消失。神话民族的人口洪峰从帝国边区阑入，淹没了末人的成熟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