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周游士之盛，以「客」為載体。「理想主義者」系列以顔、孟徒子徒孫居首，唱「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孟子·梁恵王上》），甚至作「帝者与師処，王者与友処，覇者与臣処，亡国与役処」（《戦国策·燕一》）之「儒家輝格史学」，借以支持「道尊於勢」；而以「現実主義者」蘇、張縦横之流立場，游士之尊原本無甚高義，端在列強悪性競争一事。「客」階級利益有頼於「労工陣線集体行動」維持，「道統」「恒心」於我何有哉！孟嘗君之「主客労資最低待遇標准糾紛」，平原君之「主客労資最低栄誉標准糾紛」，蘇、張犠牲東道主之「共済会互助陰謀論」，雖非史実，但皆有所本。游士之名誉，已不甚佳。「士」原有高尚之義，「儒」本有博古之義，其後乃有「君子儒」「小人儒」「通儒」「陋儒」之説，可見「無恒産者」畢竟多無恒心。

儒生雖能合縦関東豪傑，誅滅狂秦，所得不過「皮洛士勝利」。親儒者敗，反儒者興，風会難移。孔門抱先王之礼器，与陳王同尽。陳余以儒者之身，歩武襄公仁義之師而亡全趙。項氏以仁柔好名而自斃，魯儒独以弦歌拒漢。田横徒有義士，関河終属無頼。蕭相以文法吏師秦制，漢家宅咸陽以臨関東，意態顕然。

醇儒所恃者，僅存先王之礼楽（即「一切正人君子聯合起来消極抵抗，不承認一切非周政，不予暴力政権合法性」）。儒生非有殉道之誠，不能常守。不幸此術亦為区区叔孫通廉価売与漢家，以博微官。魯二生之心，亦猶田横島三千死士初聞「拒我納匪」，無奈「道義掃尽」，唯有高歌《竜的伝人》以洩恨。

道統系於游士，游士系於賓客，賓客系於列国，形勢如此。大一統之局難破。恵帝仁柔，不馳游俠結社之禁。文景清静，偏急妖言之誅。孝武尊儒，而用酷吏興大獄鋤豪強，皆以破「戦国社会形態」，批量生産「秦政散沙社会」，可謂成始皇未了之願。竇相淮王誅死、推恩令行，即「徹底掃蕩関東游士」総動員令。一時「列侯豪傑死者数万」，公卿不敢養客。衛青自慶賓客乏人，不致蹈田竇故轍。隴西李氏好接死士，功高不賞，闔門俱尽。太史公亦故老旧家，天然同情歴史残余，不能認識歴史大方向，怨望主上遇以倡優，平陽歌姫之徒早知其不得善終。

然則游士顕然並未因此而絶。唯一変化在於：自許負道統、行王道之「理想主義型」游士漸滅，謀青紫、思坐食之「現実主義型」游士暴増。儒生為相始於公孫弘（「公孫子，務正学以言，無曲学以阿世！」《史記·儒林列伝》），其謹慎避禍之心不下於衛大将軍。然求啖飯所之悪客蟻附蝿趨，雖以公孫子之長於厚顔，亦無如之何。何況政治専制化、社会平民化双軌並進，雖脱粟布被亦甘之如飴者勢必有増無減。東京常規，「経済型」賓客取代「政治型」賓客，馬援、竇憲皆以客墾荒、経商，生利自給，不類西京門客皆政客、剣俠不事治生。

此類変形，於西漢歌謡，已有先声，其副作用在於門客地位漸次，由「労心者」淪為「労力者」，由「士大夫」淪為「依附者」，由「黔首之上」淪為「良民之下」。漢魏「客」「奴」並称，已成風会，而官法猶視「客」為「民之無籍者」，以奴待之者治罪。此時間差甚合「官法永遠慢社会変遷半拍」之理。曹公屯許，以「客」為「強人依附型」農-兵，真乃「継承歴史而創造伝統」者，六代王室、公卿、豪強無不以此為師。史冊斑斕，一望皆「賜部曲……」「投為部曲……」「没為部曲……」「遣発部曲……」，終至黄籍空而白籍満，正兵老弱而部曲充選鋒。

迄於晋宋，「部曲」「私属」入法。「奴」「客」之別不顕，皆佃農而兼私兵者。五朝門第，頼此支持。唐人猶有余風。門第之外，佳子弟率以仏門為出路，玄奘即顕例。周孔奄奄，左道烈烈。「南朝四百八十寺」，亦政治社会「駆賢良入方外」之功業。中古西欧、近世蒙蔵、武家日本同坐此道。古典華夏-原始儒家-純血統士人歴史循環，道尽於此：始於封建，終於依附；始於貴族，終於門第。「自由的心智，不過如一蓬焰火，凌虚絶頂，剎那澌滅。」至於再創第二中国-新儒家-「宋明型」寒門士大夫維系国脈，已属旧邦新族之命，猶如諸欧之奉希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