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子之空間関系甚少見重於後世史家，此大一統観念所誤。彼時中土即一国際体系，政治哲学不離水土，亦如英之自由、法之共和、徳之社会主義。名法為戦国顕学，実為三晋産物。秦無学術，全仗三晋客卿。李克、商君、韓非一脈相伝，伴生者為絶対理性主義之「竹書紀年」式史観：「尭幽囚，舜野死」未必実有其事，而頗可折射三晋史官之政治功利主義，「上古競於道徳，中世逐於智謀，当今争於気力」（《韓非子·五蠧》），棄礼義尚首功，以軍事為宗，以富強速成為詞。趙王胡服，商君焚書，二者精神相通，能戦亦唯此二国。秦人攻趙，百戦艱難，長平之役，十五以上六十以下丁男悉赴前敵。趙破，取斉楚大国如摧朽木，足証名法之速効，商君非欺人者。

荀卿見臨武君，言「斉之技撃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鋭士」（《荀子·議兵》）；廉頗入楚思趙卒，如施拉普納無奈中国球員。儒学出鄒魯，盛東土，其民富好礼文而不戦，技撃之経済理性（人頭計賞）同於宋太祖之「契丹精兵十万，積絹可以買尽」，其効亦同。於是，東土之文明抵抗，体現於儒法斗争。

秦無游士，博士亦非秦産。咸陽所坑者，大抵為稷下大夫之流。坑儒恐非一時意気，毋寧視為「新民主業已実現」「革命向縦深発展」之自然歩驟。魯仲連義不帝秦，儒生是古非今，魯人義不降漢，魯両生責叔孫通，轅固生責公孫弘，皆提示東方被征服者蔑視西土秦政，不断以「運動之戦」反攻倒算。独尊儒術而陽儒陰法，有両党体面妥協意味。自此，列国文化戦争転為帝国內部儒吏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