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各邦樂於運用諸夏的稱謂，將自己和土著區別開來。虛擬的系譜學規定，殷周諸侯、氏族都是夏人的旁支。親緣關系是禮法所出的土壤，創造了文明共同體的可能性。夷狄不知禮義，血親關系的混亂極易造成宗社的滅亡。宗社的滅亡不是族群的滅亡，而是文明層次的墮落。夷狄有俗，諸夏有禮。伊川披發野祭、徐戎幾起幾落，可見文野之間的相變是當時司空見慣的現象。周禮的主要特征和優勢在於明確界定父系家長制和繼承權順序，杜絕了亂交和門戶不當的聯姻，通過祭禮實現了同心圓式認同。從周禮社會的視角看，夷狄享有原始豐饒的胎兒式幸福。混亂是自然狀態，文明是借助禮法的自我超越。周禮社會為宗法秩序自豪，猶如柏拉圖社團為幾何學原理自豪，法利賽社團為經學造詣自豪。邊界是文明脫穎而出的標志，突破的取向體現了文明的特征。

從地理上講，諸夏群島散布在夷狄的海洋中。野蠻的洪水時而上漲，時而後退。退潮時節，遺留在王畿內部、諸侯之間的夷狄就像封建附庸一樣行事。宗周、成周和各諸侯都獲益於自己的蠻族依附者，往往通過聯姻將他們納入更加正式的封建體系。半蠻族發動政變往往是同化成功的重要標志，因為他們已經深陷朋黨斗爭而無法自拔了。春秋初葉的蠻夷猾夏往往屬於這種情況，更多地反映了中原核心地區的封建體系已到瓜熟蒂落季候。各貴族集團失去了拓殖的空間，卻沒有降低領地的欲望。他們如果將敵對朋黨的政變稱為蠻夷入侵，原因很可能是為了掩飾自己保護蠻夷附庸的同類活動。當然，這種鬥爭有時會弄假成真。衛國的滅亡就是顯例。

衛國的滅亡和仙鶴的關系，顯然不會多於宗周滅亡和烽火台的關系。衛懿公自然是暴君，也就是說他肯定得罪了國人（貴族）。後者在戰爭最危險的時刻，突然拒絕拿起武器，將他置於絕境。「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也就是說，他拒絕隱瞞自己的高貴身份，放棄了冒充小人物逃出戰場的機會，甘願將狄人的攻擊吸引到自己身上，像真正的騎士一樣英勇犧牲。以身殉國的壯舉居然不足以抵消飼養寵物這種不會損害任何人的小錯，如果所謂的寵物仙鶴當真存在的話，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原因。衛國的巫史顯然是衛懿公的敵人，在亡國大事上卻找不出更加嚴重的罪行，說明國君可能非但不是罪魁禍首，反倒是罪魁禍首的犧牲品。任何人都不難看出：臨陣脫逃才是封建貴族的奇恥大辱，比養不養寵物嚴重得多。附庸將領主拋棄在戰場上，在他犧牲後還敢活著回來，干犯了榮譽法典的每一條，居然還能理直氣壯地控訴犧牲者，實屬駭人聽聞，充分證明衛國的封建文化早已陷入紊亂，這才是國破家亡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封建制度瓦解後，任何時代的軍人臨戰拋棄長官，都逃不了軍事法庭的制裁。

即使在欺騙蠻族、弄巧成拙以後，衛人也不是注定滅亡的。在此時此刻以前，衛國在朝廷中的地位一直高於齊國。他們是康叔和紂王的繼承者，親藩和諸侯的領袖，人口和資源都多於新開發地區的諸侯。衛擁大邑，以水道縱橫著稱，地勢非常不利於任何外來者迅速前進，然而國人拋棄君主以後，沒有依靠堅城和水網的天險進行任何抵抗，而是席卷細軟逃向河岸平原，在地形最不利的地方落入追兵之手，遭到滅國性的屠殺。這種反常的部署說明了以下的可悲事實：國人不願或不能服從任何人，無論是暴君、暴君的敵人還是其他人。逃亡者很樂於像犧牲國君一樣，犧牲留在城裡的市民，讓他們消耗狄人的時間，給自己的逃亡創造條件。然而，囚徒博弈的原理發揮了作用。其他人並不是傻瓜，想出了同樣的策略。於是大家同時拋棄天險，自取滅亡。最文明的群體最容易因私智而滅亡，因為徹頭徹尾的理性是德性解構的結果。

滅衛的狄人不是純粹的蠻族，而是類似蘇格蘭高地人的封建依附者，證據甚多。春秋初年，他們已經建立了鮮虞、鼓、肥三國。鮮虞非但有君有姓，而且與衛、晉兩大鄰邦同姓。夷狄無君臣、無姓氏的學說顯然只能代表他們文明化以前的狀態。姬姓如果不是滿足建國需要的模仿，就是夷夏聯姻的結果。晉之君臣，泰半出自夷夏聯姻。狄人與晉之公室、六卿盟誓、授土、受賂的記錄與春秋相始終。成周天子並不例外，娶狄女為後 。衛人和狄人的關系同樣密切。狄夏盟誓的內容酷似威爾士酋長和諾曼騎士的類似協約，漸漸將土著父老變成了封建領主的被保護人。「和戎」成功的領主犧牲了狄人珍視的玉璧、寶器，換取了狄人賤視的土地和步兵。晉西北高地和太行山的狄人以能征慣戰的山地步兵團著稱，對晉國封建兵制的瓦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具體的交易很可能有利於土著，但長遠的後果總是不利於他們。初通禮樂的狄人發現自己從盟友變成了附庸，自然有上當受騙的感覺。報復性的戰爭一再爆發，並非不類似努爾哈赤的「七大恨」誓師。狄人擂鼓伐罪，指控奸詐的夏人侵奪和詐取他們祖傳的土地。這種戰爭與其說阻礙了，不如說刺激了狄人的禮樂化。從戰爭程序看，他們已經精通「大刑用甲兵」的儀式。他們也部分掌握了夏人的戰爭技術，經常出動百輛以上的兵車。這些訓練促成了狄人大國中山的誕生，該國宮廷依靠禮樂不亞於俄羅斯帝國朝廷依靠法語。甚至在戰國法家勢力的頂峰，中山仍然因不合時宜的儒風引起列國側目。

從狄人的理論上講，伐邢滅衛恰當地懲罰了諸夏的欺騙。從地緣形勢上講，狄人東征臨河是鄂爾多斯－陝北高原、晉西北高地、太行山區各族群的波浪式運動結果。最初的動力源於晉人在汾水河谷的擴張，築城晉陽將狄人的部族一分為二。平王的篡奪解放了他的支持者，允許他們像夷狄一樣行動。晉人戎風最盛，滅宗周諸侯最多，雖楚人亦難比肩。耿、韓、楊、魏相繼落入虎口，在河水北岸奠定了普魯士式的超級大國——領土和憲制都跨越了華戎邊界的二元邦國。晉獻公在國內夷滅諸公子，在國際上消滅正統派，都依賴於狄夏盟約的穩定性。他的死亡立刻掀起了二元帝國的長期內訌，導致了公子重耳的長期流亡。晉文公不僅奔狄，而且聯姻赤狄、任用趙衰（赤狄代理人）更增加了上黨地區白狄的壓力。晉國的界外（狄人）領地將沖擊波向東西兩翼傳遞，各部族的多米諾骨牌隨之倒下。一條骨牌鏈從太行山倒向河水中游，沖垮了衛國；另一條從鄂爾多斯高地倒向涇水上游，塑造了秦國。

齊、宋、曹聯軍將遺民送往南岸，重建衛國。諸夏國際會議決定封鎖河水，各邦輪值要沖。也就是說，他們將曲沃武公和晉獻公的後晉國視同夷狄。齊桓公在這次會議上嶄露頭角，以東方諸侯的領袖自居。「尊王攘夷」既有憲法意義，又有地緣政治意義，二者不是平行的概念，而是同一概念的兩個方面。夷狄無君，並不意味著夷狄沒有首領或君主，而是說他們缺少規范的憲制，君不君臣不臣。晉人的篡弒和殘殺威脅到他們的夏人資格，原因就在這裡。由此，反向的推論難以避免。諸夏如果發生踐踏禮法的政變，就會將自己降低到夷狄的水准。夷狄如果習慣禮法，同樣能夠躋身諸夏之列。因此，攘夷可以解釋為諸夏的護憲軍事行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的業績主要在於鎮壓方興未艾的僭主政治，夷狄不是主要的討伐對象。「尊王」的意義也不在於服從成周流亡政府，畢竟天子和齊桓公都是政變成功的黨派領袖，而在於「宜粗不宜細」地維護禮樂秩序（「王道」）的根本精神，為此允許犧牲某些具體內容。「霸主」就是華夏世界的蘇拉，既是法律的破壞者，又是憲法的拯救者。「霸道」是「王道」的機會主義退化，但仍然具有憲法仲裁的性質，類似拉美和土耳其的軍事政變，由不合法的軍隊取代合法的最高法院。「霸道」的合法性依據來自鎮壓僭主的必要性，後者為了毀滅憲法而踐踏法律。

齊桓公正而不譎，意思就是：他比較忠實地維護了憲法的精神，堪稱後起霸主的楷模。他名垂青史，主要就是因為匡正秩序的貢獻。也就是說，他暫時阻止了憲法頹敗（禮崩樂壞）的危險趨勢。後起的霸主面臨類似的情況，多半會利用護憲的名義，牟取一己之私。就攘夷而言，他的成就是名不副實的。他非但沒有挽回朝歌陷落造成的地緣潰敗，甚至不能維持諸夏聯軍亡羊補牢的河防。鄭國的憲法危機導致高克逍遙河上，河防最終全線崩潰。南征楚國雖然得到了包茅和美談，卻沒有阻止楚成王在桓公生命的最後九年繼續吞並漢東諸姬。他最長久的外交成就在於播種了未來的晉文公，將心懷貳志的晉國拉回諸夏聯盟。否則，這個聯盟大概不會比宋襄公的壽命更長。後來，晉人又以類似的方式播種秦人。然而，這種策略意味著機會主義的進一步深化，對諸夏核心是禍是福，殊難逆料。成周朝廷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再度歸化的晉國給他們造成的傷害，超過了反復無常的狄人。

無論如何，諸夏已經沒有其他選擇。齊桓公的神秘死亡解放了一大批僭主，包括齊國內部的僭主。宋襄公接受了霸主的衣缽，恢復了齊國的憲制，綏靖了淮夷的騷亂，重新召開諸夏國際會議，卻將霸業和禮樂一起斷送在楚人手中。仁義之師的敗北體現了太多的象征意義，從根本上動搖了諸夏的信心。現實政治的理由告訴他們，現在只有晉人才能平衡楚人的勢力。晉人吞並河北諸姬的野蠻程度，絲毫不遜於楚人吞並漢陽諸姬。晉文公譎而不正，索取天子在北岸的殘余據點，作為尊王攘夷的代價。溫、原各邦都有古老光榮的歷史，遠遠超過曲沃庶孽的後裔，就這樣消失在歷史的夾縫中。晉人非但不肯援助同姓各邦，反而要求他們購買盟主的保護。然而，環顧宇內，諸夏周邊的半蠻族勢力當中，晉人已經是保存禮樂最多的親邦了。從文明價值觀和現實政治考慮，晉人當仁不讓。晉人在此後的一百多年中，兼並了狄人的大部分土地，包括殷、衛的故土。綏靖狄人的亟需造成了一系列軍事管制性質的邊區臨時政府，為後世郡縣張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