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王負家国眾望，必欲為楚人之戴高楽，絶難容忍諸夏一統、栄耀古国淪為尋常行省。西楚覇王肢解暴秦，主持多国体系，無異於重建「各民族的欧洲」。新聯盟用於監視覇国復起，並無取秦而自為秦政之意。有原則政治家唯願復興祖国，所争不在権位，故而政綱一敗，絶不恋餞偷生。「無面目見江東父老（楚国貴族）」証明項王只知有楚，以為華夏不過文明概念，並非国家。後人責其何不西都関中，愚蠢程度等於責問戴高楽何不定都柏林。顕而易見，此類計劃唯有無根游士-游民集団始能奉行。就当時形勢推断：八千子弟必系楚国本土貴族精華，断非沛公「為天下者不顧家」之個人冒険家集団。項王之所以不能広納各方人才，亦在於貴族集団原不能容許外邦人、卑賎游民出人頭地。後人以為楚軍等於後世「五湖四海」（打天下）流民集団，想象首領完全依頼個人手段、随意行使武断権力，純属隔靴搔癢，不得要領。

田横之心全同魯公，所異僅在為斉而非楚，復国不成，豈愛大者王、小者侯？ 漢高流氓，無歴史重負，正所謂無産者無祖国，本無栄誉可争，舎功利無所計，故不忌機会主義、実用主義。漢制郡、国並立，即以秦皇之制治関西、項王之制治関東，所謂「漢家自有制度，本以覇王道雑之」也。